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自2021年5月14日起至5月21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05份，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四川、河北、辽宁、江苏、广东、广西等25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访者参与了此次调查，共涉及国内64个城市，涵盖多个年龄段人群。其中，19-24岁受访者24人(占1.99%)，25-29岁受访者70人(占5.81%)，30-40岁受访者858人(占71.20%)，40岁以上受访者253人(占21.00%)。

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在“养娃成本”中占较大比例。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要提高生育意愿，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支持。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大投入，使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同时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

育儿成本高致生育意愿不强

参与此次调查的1205名受访者，有1166人已婚，39人未婚;1158人育有子女，47人未育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在47名未育子女的受访者中，有22人在“是否愿意生育小孩”选项中选择“不愿意”，占比高达46.81%。同时，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有593人在“是否有生育二胎的打算(或已生育二胎)”的选项中选择“没有”，占比达51.21%。

事实上，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快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国家早已慢慢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但从此次调查数据来看，为何仍有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初浩楠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生育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生育成本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养育成本，二是教育成本，三是时间成本，即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花在陪伴和教育上的时间。

“如果一个家庭认为目前的经济条件不足以养育一个孩子，或者生育后会使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甚至会影响到职业发展，就会选择不生育。同时，如果对未来国家政策、社会福利等缺少定性预期时，会产生对生育的畏惧心理，也会影响生育意愿。”初浩楠分析道。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专家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上述615名不愿生育小孩或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在“不愿意生育孩子(或二胎)的原因”选项中，选择“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80.65%，选择“缺少养育、照顾孩子的时间”的占56.59%。还有32.68%的受访者认为“相关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22.93%的受访者则是有个人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未育子女的受访者而言，在不愿生育的原因中，有45.45%的人选择“会影响个人职业的发展”;而对已育有子女但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而言，仅有12.48%的人选择了这一原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2020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年-2010年的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佘宇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既有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降低等原因，也反映出“生不起、养不起”、育幼压力大等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应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初浩楠认为，一方面要提高国内产品生产标准，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和质量把关，让真正符合标准的产品进入到市场。“使用国内产品可以降低育儿成本，比如让中国父母给孩子喝放心的中国奶粉。”他解释道。另一方面是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减轻家长报课外班的高成本负担。同时，通过婴幼儿的社保兜底来降低生育成本。总的看来，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同时入手，把育儿成本降下来。

佘宇也认为，加强家庭养育能力、巩固家庭育幼基础地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方面支持。“政府要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完善产假、育儿假、生育津贴、个税扣除以及弹性工作安排等相关政策，并为困难家庭提供兜底保障服务。”

不过，佘宇表示，当下城市地区双职工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非常迫切，必须综合考虑托育服务在充分调动女性就业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鼓励生育、带动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他建议，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好示范引领，探索符合城市家庭需求的托育服务，寻求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降低教育成本须加快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是目前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才是“养娃成本”中的重头戏。

在上述1158名育有子女(含育有二胎)的受访者中，有95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6-12岁，占82.21%;135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3-6岁，占11.66%;10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0-3岁，占8.81%;231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12岁以上，占19.95%。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渠道上，九年义务教育、家庭教育、兴趣爱好培训班名列前三，分别占86.53%、76.94%、71.76%，幼儿园或学前班教育、课外辅导机构分别占55.61%和67.27%。

对此，佘宇表示，近年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很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在他看来，由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够均衡，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升学”充满焦虑，参加课业课外辅导、培训班或请家教成为部分家庭无奈之举，进一步加剧其教育支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方面，不同地区还存在一些差异。以北京市和湖北荆门市为例，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万元以内的占4.42%，在1-3(含)万元的占23.01%，在3-5(含)万元的占23.01%，在5-10(含)万元的占33.63%，在10万元以上的占15.93%。总体来看，北京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主要位于5-10(含)万元区间。而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3(含)万元的占56.45%，是主要区间。

对此，初浩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使家庭教育投资比例不同。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教育资源质量。“北京是一线城市，教育资源丰富、质量高，家长愿意投入较多的教育成本。湖北荆门属于四线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优质教育资源也相对缺乏，因此对教育的投入也相对较低。”他分析道。

不过，尽管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不同，导致各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资金数额有所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不同地区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的比重大体一致。

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约占家庭收入百分比”的选择题中，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有48.67%的受访者选择“10%-30%(含)”这一项;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中，选择这一项的人数占比为47.85%。整体来看，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在10%以内的有239人(占20.64%)，在10%-30%(含)的有558人(占48.19%)，在30%-50%(含)的有256人(占22.11%)，在50%以上的有105人(占9.07%)。

“二者结合来看，一线城市家长的视野更广阔，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平台，投入更多。而四五线城市受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即便家长有心也无力。”初浩楠表示，如今的优质教育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一线城市。越需要教育的地方，教育资源越匮乏。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化。

佘宇也建议，除了要严格落实“就近入学”、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学校标准化建设等既有政策外，也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等手段，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和覆盖，真正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采取更为合理的资助方式，有效减轻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请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

调查数据显示，针对目前的教育市场，“让孩子过度学习，压榨孩子身心”“整体教育费用高昂，家庭负担太重”“基础教育应试化和竞技化严重”，被列为受访者最担忧问题的前三名。此外，还有58.67%的受访者担心“贩卖教育焦虑，教育营销大于质量”，55.27%的家长担心“教育机构野蛮生长、良莠不齐”。

在降低教育成本的有效措施和政策保障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更均衡”的呼声最高，占到了81.99%，其次是“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平台的监管，整治校外培训乱象”，占68.71%。此外，还有21.08%的受访者呼吁“增加幼托机构数量和保障，解决幼托问题”。

初浩楠表示，针对教育市场长期以来的乱象，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出手进行整治。其中，课外培训机构作为整个社会教育资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主管和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加大规范力度。

“教育培训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很多人投资只是为了金钱利益，而对学生的成长帮助并不关心。因此，应提高教育培训行业的门槛，要与体制内的教育相配合。”他认为。

佘宇也强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终身化的教育需求，弥补了学校教育优质资源不足、教育方式有限等问题。”但同时，校外培训的市场属性又使其过度迎合消费者需求，“坑班”“刷题班”“培优班”等超标超前培训严重增加学生负担，加剧教育不公平，影响学校教学进度，破坏教育生态，引发群体性焦虑，社会反映强烈，亟待加强治理。

佘宇认为，要疏堵结合、内外兼治，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既不是超标超前、以“应试”为导向，也不是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体系，而是回归教育初心，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助力于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服务。

他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给出了治理规范校外培训的建议。短期来看，要重点解决校外培训市场运行不规范问题。明确教育部门许可的范围限定在文化课程类教育培训机构，并牵头协调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长期来看，要推动学习内容回归校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规定课程要开足开齐，提高课堂效率，优化考试频次，强化作业管理，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进一步优化幼升小、小升初等选拔性评价，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此前还有多方声音表示，目前很多地区中小学放学时间过早，对双职工家庭不友好。不过，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仅有32.78%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在校时间，使其更契合家长的工作时间”，还有37.43%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校外时间，让孩子能充分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初浩楠认为，要给学生培养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在校内解决。学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塑造人、培养人、丰富人的地方，若在校内已经能培养、训练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就不需要再参加校外补习。

佘宇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学校仍然是课后服务的主阵地、主渠道，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政府应加大对学校相关人员(编制)、经费(工资)和制度(评奖评先等)保障。”他解释道，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学校绩效工资之外给相关教师发放一定的劳动补贴。在延长看护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学生在校活动的内容，着眼于更好地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兴趣特长。

初浩楠还建议，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以重视。“现在很多普通学校的资金投入不足，养不起才艺老师。因此，要想真正把教育回归于校园本位，相应的配套政策、资金都要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教育成本将会大幅下降，生育意愿自然也就提上去了。”